翟振海告訴澎湃新聞，直到2013年時他才知道，他本該在人大的檔案遺失，這導致他國家公務人員的身份丟失，此后他再未領過公務員的工資，最窘迫的時候，他只能在街頭賣早點維持生計，堅守十多年后，妻子也因此與他離婚。

2013年，翟振海在原人大下屬企業的財務保險柜里找到了這份塵封的檔案。這讓他倍感憤怒：檔案不在檔案室，不在人事科，為何會單獨出現在財務保險柜里？但即使找到檔案之后，人大也并未恢復翟振海的公務員身份。

2015年7月29日，長期負責處理此事的濟寧市人大信訪辦主任張文華回應澎湃新聞稱，對檔案遺失一事具體情況并不清楚，但近期將會舉辦一場關于翟振海編制問題的信訪聽證會，市里主要領導將參加，并協調處理此事。

丟了身份的公務員

在最巔峰的時候，翟振海從未想過，接下來的二十多年，自己會為一個公務員身份而“死磕”。

1992年，翟振海30多歲，他在濟寧市市中區鄉鎮企業局擔任人秘科科長、市中區酒廠黨委書記、副局級（副科級）儲備干部。他的一位朋友形容他“是當地的一個政壇新星”。

那時，時任濟寧市人大副秘書長的趙興泉找上了翟振海，希望能調他前往市人大工作。考慮到行政級別及日后的前途，翟振海一口答應下來。

調崗時，由市中區鄉鎮企業局黨委會蓋章的翟振海的一份個人情況顯示，調配理由一欄明確寫有“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室需要，個人申請，局黨委同意調出”。

翟振海隨后被分配到人大下屬的達發實業公司（以下簡稱達發公司）里。據當時達發公司的一份文件顯示，經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研究決定，任命翟振海為達發公司的副總經理。

翟振海告訴澎湃新聞，約兩年之后，國家要求政企分開，濟寧市人大要求達發公司中屬于人大的工作人員回歸人大上班。翟振海此時發現事情“不對勁”，調回人大上班的人員名單中沒有他，人大當時負責人事的工作人員告訴他，他的檔案并沒有在人大。

翟振海迅速前往原單位濟寧市市中區鄉鎮企業局詢問，卻被告知，他的關系早已轉入人大。

一份蓋有市中區鄉鎮企業局公章的情況說明中稱：約在1992年8月份，市人大辦發來的接收函，經局黨委研究同意該同志到人大另行分配工作。于1992年底前，將其行政、組織、檔案、工資關系轉移至市人大。

但他還是被人大拒之門外，翟振海告訴澎湃新聞：“從此之后，沒有單位承認我國家干部的身份，再之后，國家干部全轉為有編制的公務員，我也被忽略了。”

人大被指遺失其檔案

事實上，在被濟寧市人大拒絕之后，翟振海也曾申請回原單位，濟寧市市中區鄉鎮企業局在上述情況說明中稱，該同志要求重回我局工作，但市人大不配合辦理該同志的相關手續而終止。

翟振海告訴澎湃新聞，此后數年里，他還有前往河南、廣西任職的機會，卻均因人大拒絕辦理手續，無法證明其國家公務人員的身份而告終。

翟振海說，彼時并不清楚為何人大拒絕為其辦理手續。直到2012年，他才偶然得知，他的檔案沒有了。

濟寧市人大一位工作人員介紹，作為國家的公務人員，沒有檔案，意味著所有的人事調動、升遷均難以成行。

翟振海由此懷疑，他被動地被“剝奪”了國家公務人員身份的原因之一即為，人大遺失了檔案，無法為其辦理入職或者調職手續。

翟振海隨后開始自己尋找檔案，他此前供職的達發公司此時已經并入化建實業公司。2013年，通過種種關系，他在化建實業公司的財務保險柜中，找到了自己的檔案。

化建實業公司的副總經理于鈞告訴澎湃新聞，該財務保險柜原屬濟寧市人大達發公司。翟振海的檔案早在2002年時就被他們發現，但“始終沒有人來過問”。此外，他稱“不清楚檔案為什么會出現在財務的保險柜里”。

這讓翟振海感到憤怒，本應在市人大人事部門保管的檔案，竟然被單獨扔在財務室的保險柜中塵封。他認為，市人大應當為其檔案丟失、公務員身份被“剝奪”負責。

7月29日，濟寧市人大長期負責處理此事的信訪辦主任張文華告訴澎湃新聞，之前，人大公務員的檔案一般保存在人事科。他并不清楚翟振海的檔案為何會在財務室里出現，并遺失多年。

張文華稱，翟振海商調函上的調入部門是市人大達發公司。他在一份簽名的信訪回復意見中稱，翟振海并未提供市人事局開往市人大機關的格式性調動手續。市人大機關在此事中并不存在行政過錯。

翟振海則告訴澎湃新聞，當時他是以機關行政人員調動來，而后分配至達發公司工作。鄉鎮企業局在上述的情況說明中也稱，翟振海的調動是由市人大辦發函，而后將其檔案關系均轉至市人大。市人大一位趙姓副秘書長同樣證實，因為翟振海國家公務人員的身份。達發公司無法調人，只能是市人大機關調人，而后派到達發公司。

這意味著，他的檔案應屬人大保管。

翟振海稱，檔案即使劃歸在達發公司，檔案也應該保存在人事部門，為何出現在財務室？達發公司當時接受市人大的全權管理，為什么會發生把國家公務人員檔案遺失十多年的情況？

律師：人大應當為其被取消公務員身份負責

翟振海為這份一度丟失的檔案付出了沉重的代價。

2015年7月28日，澎湃新聞在翟振海租住的房子中與其會面。這是濟寧郊區農村一戶人家中的一間房。只有十幾平米。像樣的家具只有一臺破舊的電視。他租住在這里，一個月50元錢。

翟振海有時候會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生活，彼時，他是晉升副局長的后備人選，“一個月好幾百塊錢工資，住在八十多平米的宿舍里，人生一片光明。”

自從他失去了國家公務人員的身份，他就再也未從國家部門領取工資。此后的十多年里，他開始做臨時工，在工廠里打雜。生計實在無法維持的時候，他就在街頭擺攤賣早點。

2011年，春節前三天，翟振海的妻子和他離了婚。此后，他兒子因為交不起學費而從大學里輟學，并一度宣布和他斷絕父子關系。

但翟振海依然還堅持申訴，他想弄明白“我的國家干部身份哪去了？”

北京圣運律師事務所王甫律師向澎湃新聞表示，此事反映了我國檔案管理制度尚存一定的漏洞，在當時，即使檔案遺失，其公務員身份也不應被“取消”。如果現在翟振海有恢復公務員身份的訴求，相關單位應當為其恢復，并補發他多年來的工資。

王甫告訴澎湃新聞，檔案移交所涉及的多個檔案管理單位均應負責任。但負主要行政責任的還應是濟寧市人大。翟振海的檔案雖是在濟寧市人大下屬單位遺失，但當時此下屬單位隸屬于濟寧市人大，接受其全權管理。

王甫向澎湃新聞介紹，此事屬于人大內部管理的問題，并不是一個可訴的案件，提出訴訟存在一定困難。

濟寧市人大信訪辦主任張文華告訴澎湃新聞，目前，信訪部門正在準備一場針對翟振海所反映問題的聽證會，屆時，將會有市里的主要領導來參會。他同時也希望，翟振海反映的問題能通過此次聽證會得出結論并得到妥善解決。

翟振海則同樣等待著這場聽證會：“不管怎么樣，我相信組織。”